[2]我国行政法学界现今也普遍认为行政组织应当以立法规定，但在我国的语境下，这种主张则被视作形式主义法治的表现。

[14]他指出：应当将制度保障与基本权利区别开来，（制度性）保障的结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完全不同于基本权利的结构。[18]即早期的制度性保障是对制度内容的保障，受益的可能只是制度本身。

既为法治后发国家推进宪法实施提供文本规范的解释路径，又为其展现宏观的发展前景。这些独立性与政治统一体的整体概念紧密相扣。此时的制度保障所保障的只是一种现状的担保而已，并未课予国家积极创设理想制度的义务。制度性保障作为一种宪法学说理论，理论价值及实现基础在于其体现为宪法保障，以宪法实施为基础，这是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法治文明的基石。从深层上看，其理论根源来自于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合理内核。

第127条关于地区自主管理制度的规定。李建良：《制度性保障理论探源——寻索卡尔.史密特学说的大义与微言》，载吴公大法官荣退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公法学与政治理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22页。另一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起诉受理部分的统计，也没有关于抽象—具体区分问题的，参见梁风云：《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解释与应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301页。

(70)如果基于实定法进行学理建构，对规定中的不属于受案范围的行为或事项，有两种解释可能：一种是排除、一种是例示。实际上，无论是行政法学者、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在行政行为概念及其解释方面，都会考虑它的功能。(45)参见前注④，何海波编著书，第48～50页。在该案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设置限速40km/h的行政行为不服，认为无法律依据，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在镇北堡路段设置限速40km/h的这一行政行为不是针对某个特定个人作出的，且是能反复适用的，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查范围。

在基层法院的行政判决中也间或发生。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套概念清晰、逻辑周延、体系自足、层级多维的行政行为释义学。

对立法的适用和解释形成判例，从而使学说落地生根。(68) 四、具体—抽象框架的舍弃与释义思路的厘清 尽管进行了很多的解释上的努力，也提出了一些标准，但仍然不能令人非常满意。(17)《公报》发布的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全集(1985-1994)》，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出版说明。王名扬先生认为，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两国行政诉讼管辖的范围不同。

江必新法官认为，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若干意见》对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作了限制性解释。城市规划行政带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实践，不仅是多阶段的行政行为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行政过程，这一行政本身的目的预测性、手段综合性、效果广泛性等特点也使其成为不同于秩序行政、给付行政的新的行政活动方式。[法宝引证码]CLI.C.2903146。详细研究，参见李永超：揭穿内部行政行为之面纱——基于司法实践中‘外化之表达的一种解释框架，《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96～100页。

(49)参见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行政诉讼(篇名)5550条，行政诉讼(关键词)3167条。

参见赵廉慧：判例研究作为法学教学模式的意义和实践方法，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第5卷第1辑(2010)]，第82～102页。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统合考虑行政的多重形态和多重问题，导入过程和结构观念，从建构和承载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二元功能。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编辑说明。行政行为概念及其抽象—具体分类经王名扬教授在《行政法概要》中提出后，逐渐成为主流学说，这一学说接续了民国行政法学、连通了法国行政法学，并最终影响了《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使(具体)行政行为成为法律概念。(51)前注(44)，江必新、梁风云书，第125页。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撰《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又将其收入第1卷作为第4号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行政法学者对受案范围的讨论则包括个案审判咨询和修法释法建议。

⑨包括叶必丰：《应申请行政行为的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0)然而，王名扬教授的论述，体现出规范进路，考虑了合法性审查功能。

原告认为，该通知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是：通知所针对的对象是小区全部被拆迁单位和被拆迁户，人数确定。(93)王锡锌教授以行政法传统模式面临的挑战为问题意识，提出了基于公众参与和协商的自我合法化模式，从而导入了行政过程的概念与观念。

本文的研究显示，在学说—立法—裁判的关系中，行政法学的一部分内容源自民国和外国行政法学概念与体系，并影响了立法。一、二审法院都没有仅仅停留在会议纪要的形式上，而是审查其内容，在确认纪要直接设定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之后，即认定其是可诉行政行为，不应认定为抽象行政行为。

在董永华诉重庆市人民政府拆迁行政复议案中，(75)垫江县人民政府发布垫府发(1998)2号《关于认真做好北苑小区旧城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实施拆迁。作为单方面的行政行为，与行政契约不同。⑧行政法学者们一方面开疆辟土，推动着行政立法。(102)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57)对此，姜明安教授进行过阶段性总结：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原是学术研究上的需要。(55)宋晓辉：也谈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兼与张树义同志商榷，《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第110～111页。

④1982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民事诉讼法(试行)》。(31)他以抽象—具体为主要分类，建构和展开其行政行为论的论述，将行政管理法规作为抽象的行政行为。

(75)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行终字第14号。(34)在贺善征教授署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概论讲稿总则(1～6章)》第五章我国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的第二节行政管理活动的法的形式部分，已有抽象—具体行政行为的论述：资产阶级国家把行政命令也分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具体的行政行为。

从形式上看，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行为是《通知》和《批复》。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92～193页。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认识绕开审查对象所具有的外在形式，而直接审查其内容。有学者认为，立法中心主义为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充实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宜赋予解释论研究以应有的时代使命。

但是，其论述几乎是日本教科书的重述，参见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1页。(36)当然，作为司法部主持的第一部全国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影响肯定更大，在1987年6月第5次印刷此书时，印数已经达到18.8万册(版权页所见)，这是一个即使在今天也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印数，其影响可以一斑。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成果。沈岿：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妨害公务——兼论公定力理论研究之发展进路，《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70～78页。

(88)分类还应能够对学科体系具有支配性或框架性作用，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足以解释两类行政行为在主体(相对人)、程序、内容、效力和法律救济等各方面的区别，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并影响到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构建。(103)我国的行政行为型式论才刚刚起步，恐怕还没有弃之如敝屣的本钱。